汪曾祺、北岛、梁文蔷表达爱意: 写给父亲的话

来源:新浪读书作者:发布时间:2017年06月16日 浏览次数: [字体: ] [收藏] [打印文章]

 

  记得电影《大鱼》结尾处,儿子帮助弥留之际的父亲完成了他创作的故事,最后父亲变成大鱼,向洒满阳光的地方游去,“我想那是我父亲最后一个玩笑,一个人不停述说自己的故事,让他自己也成了故事本身。 ”父爱便是如此吧。

  记忆中,父亲总爱藏身暗处,鼓励并保护着我们,在他们营造的空间中,我们知道,痛苦是成长的药剂,老去,只是一个故事温馨的尾声,再无其他。每当我们提及父爱,感情的流露总会变得迟缓且略显含蓄。除了朱自清那一篇耳熟能详的《背影》,或许以下几篇写给父亲的文字,也是这个节日中最应景的告白。

 

 

  汪曾祺:多年父子成兄弟

 

汪曾祺

 

 

  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。

 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。他是画家,会刻图章,画写意花卉。图章初宗浙派,中年后治汉印。他会摆弄各种乐器,弹琵琶,拉胡琴,笙箫管笛,无一不通。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,看起来简单,只有两根弦,但是变化很多,两手都要有功夫。他拉的是老派胡琴,弓子硬,松香滴得很厚――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。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,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。他养蟋蟀,养金铃子。他养过花,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,从此他就不再养花。我母亲死后,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――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。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,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,单夹皮棉,四时不缺。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、羊羔,灰鼠、狐肷。

 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,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,对待子女,从无疾言厉色。他爱孩子,喜欢孩子,爱跟孩子玩,带着孩子玩。我的姑妈称他为“孩子头”。春天,不到清明,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。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(我们那里叫“百脚”),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。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。老弦结实而轻,这样风筝可笔直的飞上去,没有“肚儿”。用胡琴弦放风筝,我还未见过第二人。清明节前,小麦还没有“起身”,是不怕践踏的,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。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,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,身心都极其畅快。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,再一块一块逗拢,接缝处用胶水粘牢,做成小桥、小亭子、八角玲珑水晶球。桥、亭、球是中空的,里面养了金铃子。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,振翅鸣叫。他会做各种灯。用浅绿透明的“鱼鳞纸”扎了一只纺织娘,栩栩如生。用西洋红染了色,上深下浅,通草做花瓣,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,真是美极了。用小西瓜(这是拉秧的小瓜,因其小,不中吃,叫做“打瓜”或“笃瓜”)上开小口挖净瓜瓤,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,做成西瓜灯。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,穿街过巷,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,非常羡慕。

 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,但不强求。我小时了了,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。我的作文,时得佳评,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。我的数学不好,他也不责怪,只要能及格,就行了。他画画,我小时也喜欢画画,但他从不指点我。他画画时,我在旁边看,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,瞎抹。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,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,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。我小时字写得不错,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。在我写过一阵“圭峰碑”和“多宝塔”以后,他建议我写写“张猛龙”。这建议是很好的,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“张猛龙”的影响。我初中时爱唱戏,唱青衣,我的嗓子很好,高亮甜润。在家里,他拉胡琴,我唱。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,学校开同乐会,他应我的邀请,到学校去伴奏。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。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,一件蓝官衣,扮起来唱“朱砂井”,但是没有配角,没有衙役,没有犯人,只是一个赵廉,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,唱了一段“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”便完事下场。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,还挺高兴。我十七岁初恋,暑假里,在家写情书,他在一旁瞎出主意。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。他喝酒,给我也倒一杯。抽烟,一次抽出两根,他一根我一根。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。我们的这种关系,他人或以为怪。父亲说:“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。”

 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。我戴了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,他那时还从幼儿园刚毕业,刚刚学会汉语拼音,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。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,好给他写回信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我被打成“黑帮”,送进“牛棚”。偶尔回家,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。我的老伴告诫他们“你们要和爸爸‘划清界限’”,儿子反问母亲:“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?”只有一件事,两代之间,曾有分歧。他下放山西忻县“插队落户”。按规定,春节可以回京探亲。我们等着他回来。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。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,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。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,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,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,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,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。他连“临时户口”也不能上,是个“黑人”,我们留他在家住,等于“窝藏”了他。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,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。当时人人自危,自顾不暇,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,使我们非常为难。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,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,我责备他:“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!”我的儿子哭了,哭得很委屈,很伤心。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:他是对的,我们是错的。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。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,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。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,才离去。

 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,我采取的态度是“闻而不问”。了解,但不干涉。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,他的决定。最后,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好上了,结了婚。有了一个女儿,已近七岁。我的孩子有时叫我“爸”,有时叫我“老头子”!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。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“没大没小”。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、充满人情味的家庭,首先必须做到“没大没小”。父母叫人敬畏,儿女“笔管条直”,最没有意思。

 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。他们的现在,和他们的未来,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。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,而且,可恶!另外作为一个父亲,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。

 

 

 

  北岛:给父亲

 

北岛一家合影

 

  一

  九岁那年春天,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。回家的路上,暮色四起,带解冻的寒意。沿湖边徐行,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,父亲放慢脚步,环顾游人,突然对我说;“这里所有的人,一百年后都不在了,包括我们。”我愣住,抬头看父亲,他镜片闪光,隐隐露出一丝嘲笑。我虽自幼起常思考死亡,还是无比震惊,很久都没缓过劲儿来。

 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:背景是天坛祈年殿,父亲开怀笑着,双臂交迭,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。照片沿汉白玉栏杆剪裁,由于栏杆不感光,乍一看,还以为衣袖从照片内框滑出来。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以前。我喜欢这张照片,是因为从未见父亲这样笑过,充满青春的自信。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。

  “1949年10月,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‘庆庆’。有了第一个儿子,我们俩都很忙。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,经常给他洗澡;由于母乳不够,每天还喂几次奶糕。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,拍他入睡,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。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,一切都有了生气。”(摘自父亲的笔记)

  出生后不久,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,离天安门城楼很近。每逢国庆,父亲抱着我,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,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。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。次日晨,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,排成长串儿,像点燃导火索,火花五颜六色,转瞬即逝。

  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,府前街有一站。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,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。非高峰时间,车很空,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。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,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。我和父亲管它叫“叮当车”。

  过了长安街就是中山公园。父亲在草地铺上床单,让我晒太阳。那儿几乎每周末都放露天电影。让我困惑的是:一放电影,宫墙绿瓦就消失了(被银幕遮蔽),在我看来,电影和宫殿都是真实的。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《一朵小红花》,具体情节都忘了,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姑娘,为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与怪兽(王子的化身)相逢。影片结尾处,她一路呼喊“凯哥哥——”异常凄厉,一直深入我梦中。某周日晚,中山公园重放《一朵小红花》。那天中午,我过度兴奋,怎么也不肯午睡,被父亲关到门外。我光着脚哭喊,用力拍门,待母亲抱我进去,我已睡着了。醒来时夜色朦胧,我们错过了那电影。

  二

  “庆庆很不愿意上托儿所,每到星期六去接他,总是特别高兴,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。有个星期一早上,怎么劝说也没用,我们急着上班,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。快到时他看出是受骗,便大声哭叫,我紧紧抱住他,怕他跳车。到了托儿所门口,他在地上打滚,我只好硬把他抱进托儿所。他看见阿姨才安静下来,含着眼泪说了声‘爸爸,再见!”’(摘自父亲的笔记)

  我自幼抵抗力差,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。尤其是百日咳,咳起来昏天黑地,彻夜不眠,父母轮流抱我。一位医生说,只有氯霉素才有效。这药是进口的,非常贵,父亲用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。遵医嘱,每颗去掉胶囊,分成两半,早晚各服一次。那药面特别苦,一喝就吐。父亲对我说,这药特别贵,你要再吐,父母就没钱再买了,这次一定要咽下去。我点点头,咬牙流泪把药咽下去。

  我长大后,父母反复讲这故事,好像那是什么英雄业绩。其实这类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,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,甚至背后还有祖先们的意志—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,立功立德立言。

  “庆庆出麻疹,住在托儿所隔离室。我们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,但他也很高兴,比划着手势跟我们交谈。后来听托儿所阿姨说,那天我们走后,他一夜站在床上,通宵不肯睡。”(摘自父亲的笔记)

  弟弟刚好相反,他无比热爱托儿所。每星期六父亲接他,他扭头不屑地说:“我不去你们家。”

  我年幼时父亲很有耐心,总陪我玩,给我讲故事。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,每个动作略有变化,连续翻小本子,那小人就会动起来,好像动画片。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,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,同时也有点儿骄傲——我长大了。

 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,独门独户。平时父母早出晚归,在钱阿姨监督下,我们按时睡觉起床做功课,只有星期天例外。妈妈起得早,帮钱阿姨准备早饭,我们仨赖在父母床上,跟父亲玩耍。有一阵,我们迷上语言游戏,比如按各自颜色偏好,管父亲叫“红爸爸”“蓝爸爸”和“绿爸爸”,再随意互换,笑成一团。

 

 

  梁文蔷:我的父亲梁实秋

 

 

梁文蔷和父亲梁实秋、母亲程季淑合影

 

  多少年来,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:1982年夏,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,有一天,父亲坐在书桌前,我斜倚在床头,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,屋子里显得很安静,但也不知为什么,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。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。

  “我发誓,写完这篇论文,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。”我有些发泄地抱怨。

  “不行,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。”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,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,片刻,他说:“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。”

  “什么题目?”

  “梁实秋。”父亲直视着我,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。

 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,一时无法控制自己,失声痛哭起来,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,只是默默与我一起掉泪。

 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。我明白,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,不是大翻译家,不是大学者,而就是一个普通的“爸爸”。

  父亲祖籍浙江余杭,1903年生于北京。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,同文馆(注:清朝政府于1862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,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)英文班第一班学生。家境还算优越,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。

 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,父亲很小的时候,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,在家里教几个孩子,后来又将父亲送到私立贵族学校,这些都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。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《雅舍小品》,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,既清新雅致,又有幽幽古意,用典多而不生涩。

  父亲14岁,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。虽然同在北京城,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决定,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,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。

  我想清华8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。清华那时叫“清华学堂”,这所留美预备学校,完全是由美国人进行的西式教育,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,上午的课,如英文、作文、生物、化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,一律用英语讲授——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;国文、历史、修辞等都放在下午,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,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,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,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,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不掉以轻心。

  在清华上学时,父亲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,梁思永、梁思忠也都在清华。毕业前一年,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演讲。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,开场白只有两句,头一句是:“启超没有什么学问——”眼睛向上一翻,又轻轻点一下头:“可是也有一点喽!”演讲的题目是《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》,父亲回忆说,梁先生情感丰富,记忆力强,“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”;讲到动情处,悲从中来,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。父亲晚年回忆,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,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。

 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,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,跑步、跳高、跳远、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勉强应付及格,对他来说,最难过一关是游泳。考试那一天,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,以备万一。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,喝了一大口水之后,人又浮到水面,还没来得及喊救命,又沉了下去……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起来,成绩当然是不及格,一个月后补考。虽然苦练了一个月,补考那天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,一直沉到了池底,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,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,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,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,在接近终点时,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,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,给了他一个及格。父亲后来回忆,这是他毕业时“极不光荣”的一个插曲。

 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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